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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无声http://spaces.msn.com/tanyu81 11/21/2007 流金岁月明星班——北京电影学院57班50年大聚会的幕后故事1949年到1966年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涌现出了《聂耳》、《老兵新传》《青春之歌》、《林家铺子》、《我们村的年青人》、《五朵金花》等一大批经典之作。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投身其中。 1957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迎来了自成立后招收的第二届学生——北电表57班21位同学。在他们当中就有后来受到过周总理亲自接见的“阿鹏”（《五朵金花》男主角）——莫梓江、“小二黑”（《小二黑结婚》男主角）——杨建业、“周大炮”（《挺进中原》男主角）——王志刚等多位电影表演艺术家。2007年的九月，是他们入校五十周年的日子，他们再次相聚北京。那么，走过半个世纪的他们，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动人的故事呢。
幕后一： 为了这次聚会，57班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纷纷启程赶往北京。其中有一位来自江西九江市的同学特别让人关注，她叫杨庆湘。因为时代的原因，杨庆湘工作过很多地方，所以有很多同学40多年没见过她。 为了接这位多年未见的同学，当年的班长、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诗兵老师一大早就赶到了北京西站。刘老师说，杨庆湘多年没来过北京，北京变化这么大，她一定会迷路的。刘老师说的没错，北京变化太大了，连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年的他，都差点找不到西站的站台票窗口。好不容易赶到了接站入口，却发现客车到站时刻显示器上，并没有杨庆湘乘座的K308次列车。杨庆湘出发之前告诉过他，说这趟车是早晨7：00到，可这时间眼看就到了，怎么就没有呢？这时，旁边一位年轻人告诉他，K308次列车改成直达的Z68了，这趟车晚点到了7：16分到。听到这个消息，刘诗兵才松了一口气。 7：16分，Z68次列车终于进站，还未停稳，已经69岁的刘诗兵就一路小跑，直奔杨庆湘之前告诉他的3号车厢。7号，6号，5号，他一路跑着，终于来到4号车厢末尾，这时他突然发现，Z68次车4号车厢后头竟然是挂着“加2”牌的车厢——Z68次根本没有3号车厢，这是怎么回事呢？ 焦急万分的他连忙和杨庆湘家人取得联系，这才知道杨庆湘乘坐的还是K308次，但是晚点了40分钏，要7：40才能到了。刘诗兵这时才明白：那位年青人是好心办坏事，误导了他；而心情急切的自己，竟然也听信了。 7：40，刘诗兵和杨庆湘终于见面了，虽然40多年未见，但他们还是第一时间认出了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久别重逢，那两天里，这样的场景多次出现，并被我们的镜头也忠实地记录下来，相信你也会为这半个世纪之后的握手和拥抱而感动。 《流金岁月明星班——北电57班50年大聚会》，我们的节目就是在这样的握手和拥抱中开始了。
幕后二： 就像这次来京一样，杨庆湘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意外。1957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考生将近一万名，竞争异常激烈。而杨庆湘的考学过程却顺利地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她是广州市一名高中学生，北京电影学院招考时，她觉得好玩，陪同学一起报了名。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她，考试之前也没有请人作过任何辅导。到了考场后，老师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告诉她：你有电话。这四个字开启了她进入电影学院的大门。她无师自通地无实物表演，赢得了一片喝彩。后来，杨庆湘说，虽然没有请过辅导，但从小看到大的电影确实给了她很多营养。她进入表演界，也并不全是因为因为好玩而来的偶然。 与杨庆湘相比，罗满同学的考学过程则是险象环生了。他那时是光头，身材高大的他又穿着一身工人服。老师可能是将这位高中生认作是退伍军人了，给他的考题就是三个字：埋地雷。从没埋过地雷的罗满于是来邪的了，小品表演不是不让说话吗？我偏说：班长，我一定完成任务，如果完成不了，这里还有半壶酒，留下交党费吧。这句话脱胎自《渡江侦察记》，熟知这部电影的老师忍不住就笑了。接下来，罗满使出自小练就的看家本领：捉兔、抓雀时下夹子整草叶。可这么一套动作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可老师一直没喊停，罗满于是边爬边埋，一个接一个地埋，一边琢磨：老师怎么还不喊停呢。这时，前面的老师猛然间将一个粉笔盒打在了罗满头上，吓了他一跳，情急之下，他脱口骂了出去。刚骂完，他就后怕了，接着又一句：小日本鬼子，吃完罐头乱扔罐头盒子。 就这样，21名年青人带着各自的精彩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组成了北电57班。
幕后三： 北电57班是个光荣的集体。因为那个时代里，学校要求极为严格，稍有懈怠就会被退学。但北电57班却是文革前毕业的这么多班级中，唯一一个21名同学入校21名同学毕业的班级。而更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班的同学莫梓江还在大二时，就参演了《五朵金花》，并因为出色的表演，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接见，周总理还把莫梓江请到家里吃饭。这件事也是北电57班莫大的荣誉。
幕后四： 《五朵金花》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电影原本叫作《十二朵金花》，并且是一个介绍云南各民族风情为内容的纪录片。但当时的文化部长夏衍同志亲自动笔，把它改成了《五朵金花》。而导演王家乙更是锦上添花，把一个纪录片拍成了故事片，由此成就了这部永恒的经典。 莫梓江在《五朵金花》中饰演勇夺赛马冠军的帅小伙阿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冠军是在影片开拍前三天才开始学骑马，用莫梓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连马都没见过”。为了达到拍摄要求，莫梓江反复练习，到了后来，双腿发肿，睡觉也只能俯着睡了。
幕后五： 与莫梓江相比，《小二黑结婚》男主角扮演者杨建业那时就好受多了。因为，在拍《小二黑结婚》之前，他就拍过一个影片，叫作《红河激浪》，在那部影片中，他已经经历过那个过程了。杨建业之前也不会骑马，而当时让他们练习的马，是刚刚从甘肃剿匪战场上拉下来的战马。这些马性子都很烈，在沟壑纵横的西北高原上，经常会有马失前蹄、跌落悬崖的事发生。杨建业就是骑着这样的马，在这样的地方练习，每次练完都是一身冷汗。所以，等他再拍《小二黑结婚》时，就好受多了。
幕后六： 毕业分配，王志刚分到了八一厂，他从小就喜欢当兵演戏，这下可好，到了八一厂，马上进部队，海、陆、空各半年，“又当兵、又演戏”，可让王志刚幸福了好一阵子。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去山西那会，他到一个刚从西藏平叛战场上回来的部队里体验生活，那些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兵们，给了他这个新兵蛋子最好的教导，让他从一个演军人的演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后来，王志刚在《挺进中原》里的镜头，都被当作资料剪进了纪录片里，这也让他很是自豪。因为，这说明他表演得实在是太真实了。
幕后七： 毕业那会，北电57班的同学除了分到各电影制片厂外，还有5位同学被留校任教。有一天，这5位年轻的助教去参加一个庆功会，向第一届百花奖的获得者崔嵬、祝希娟、陈强等人表示祝贺。在庆功会的中途，他们坐在一桌子旁边休息，同桌有人问他们：你们是哪的啊？他们说：我们是电影学院的。那人又问他：你们还是学生吗？。他们说：我们毕业了。那人又问：你们毕业了干嘛呢？他们说：我们教书呢。那人说：你们刚毕业就教书，你们教什么啊？你们应该去实践嘛。 于是，不久之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助教队伍中就少了3位年青人。又不久之后，中国电影又收获了几部经典作品：《锦上添花》（57班同学李长乐饰女主角铁英、曹昌焕饰铁英弟：小发明），《青年鲁班》（57班同学李长乐饰女主角：秦淑贞、曹昌焕饰技术员小张），《红色背篓》（57班同学程汉焜饰男主角王福山） 而那位同桌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7/21/2007 八千湘女绿天山(三)50年代的湘藉女兵母亲长期劳动和学习，她们的孩子多在托儿所长大。母亲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勇气成为第二代宝贵的人生财富，帮助他们成为新一轮边疆建设的中坚力量。
托儿所长大的“第二代” 记者 邓飞 湘藉女兵入疆，在戈壁滩上建立了一个个盛装温暖和欢声笑语的家庭，人把这块荒原抓得更紧。很快，她们有了孩子。 在一场艰苦异常的开荒战争中，新疆军方对新增人丁的渴望远胜过其他任何地区。妇女得到生育孩子的充分权利，避孕手段的缺失导致了她们大多有了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女兵的生活多是劳动或者学习，少有时间在家照看孩子。蔡佩菲一次要去乌鲁木齐开会，临走前的晚上，这个母亲抱着八月大的孩子四处寻找可以帮助照看孩子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太太，蔡放下孩子和奶瓶就往回赶。她没有问老太太的名字，也没有告诉老太太她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孩子生病了，老人不得不抱着孩子到部队食堂门口去问“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孩子的父亲从田间回来，也没有认出。缺乏父母足够照顾的孩子三岁了，还不能说话。 刘玲玲也是一个无暇顾及孩子的母亲。像其他湘藉女兵母亲一样，她也制作了一个湖南式样的木摇篮对付孩子，该摇篮唯一的好处是保证孩子坐着，避免他们四处爬走。她的孩子很多天都是一个人在地窝子里哭泣度过，哭累了，就趴在摇篮上熟睡。 后来，孩子很多次送进医院打青霉素，智力受到药物损害。 在劳动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代，基层连队个别领导要求女兵母亲仍像未婚女兵一样工作，不工作就是吃闲饭。农七师十九团司令部指导员在当年一次大会上警告一个叫王玉兰的女兵，说她带着孩子不工作，不仅得不到分红，还要退还三年的伙食费。王一气之下丢下孩子，参加劳动，但她称，“孩子死了由指导员负责”。 到1953年，新疆军区至少有了近8000名幼儿。军区高层注意到女兵母亲的两难隐痛，决定学习苏联完善后勤体系，帮助女兵照顾孩子。 士兵们不辞辛劳用土砖盖起了一些平房做为托儿所。八一水库事迹陈列馆提供的一张图片显示，一群穿得胖胖的，套着白色肚兜的孩子围在一台钢琴旁边，跟着一个女老师唱歌，憨态可掬。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称，某些部队领导不重视托儿所建设。农八师因建起直所住房和办公大楼，没有一个托儿所被批评。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刘一村在当年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说，当时全军共建立49个托儿所。 50年代初期，军方一直执行供给制，家长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无须花费，相反他们还得到一定的奶粉补助。 1955年，军方开始执行薪金制。湘籍女兵李竞林那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孩，取名叫王岚。孩子的父亲在农学院学习，王岚满一周岁的第二天，便被忙碌的母亲送到托儿所。李一个月要交托儿所40多元，当年李是副排级，套22级工资，月薪74元余。 和其他100多孩子一样，王岚在所里得到很好照顾，每天的食物包括鸡蛋糕、苹果等，但缺乏家人细心照顾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还是出现了，王的体质不好，李回忆说，每十天接回家总是要送女儿去医院，她总是会出现扁桃体炎或者感冒等问题。 王岚在13岁时候，一个人跑到农六师医院找她认识的医生切掉了扁桃体。 新疆大生产期间的孩子除少数被送到父辈老家抚养，绝大多数都是在托儿所长大。让母亲们欣慰的是，她们的孩子很小就特别聪明、懂事和孝顺。当时的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曾在一次大会上鼓励女兵早日结婚时打趣说，异地男女结婚生出的小孩特别聪明，“属于杂交优势”。 忙碌和遥不可及的空间客观上切断湘藉女兵和湖南老家的联系，很多女兵十多年后才有回乡探亲的一次机会。华淑媛入疆分配到石河子的当年，父母相继逝世，家也搬走了，华没有得到这些信息。多年后，她获准探亲，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一边流泪一边寻找剩余的亲人。 江南烟雨中那个与荷花、青瓦或臭豆腐有关的老家渐成记忆，大漠风沙中的土窝子才是自己可以触摸和真实生活的新家，得到了女兵们更多的爱。 戴庆媛说，湘藉女兵群体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曾经的文化学习帮助了她们较好完成对孩子的幼年启蒙。在读书无用论一度“主流”时，她们依然教育孩子“学习文化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谢荃辉说，她们的孩子在恢复高考时很快就脱颖而出，多进入了大学，很多家庭甚至出现几个大学生——这在当年中国很多地区都是罕见的。 像母亲们当年进疆一样，“第二代”给兵团增加无数惊喜。兵团的老同志李顺说，兵团领导很多次骄傲说，兵团出中国最好瓜果棉花，还出大学生。 “我们从母亲身上学习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的勇气，它们一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力量”。现在深圳的崔娅告诉《凤凰周刊》，她的母亲兵陈华曾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童养媳，1951年进入东疆哈密，最后成为了一个主治医生。 崔说，她们四姐妹“每每遭遇挫折，就会拿出母亲当年相较，鼓励自己像母亲一样靠自己努力”，所以她们事业各有所成，其中三个去了广东。 相当数量的“第二代”留在新疆。阳名华找了一个新疆籍贯的爱人，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了更多新疆情结，能够在任何场合像维族姑娘一样载歌载舞。二女儿赵阳一度回到湖南长沙数年，后仍然坚持回疆一个大学执教。 阳的大女儿赵晶在新疆水利厅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正参与新疆最大一项引流供水工程。和父辈开渠相较，该工程将根本解决新疆大面积供水灌溉问题。 赵晶说，“留在新疆的‘第二代’基本上是新疆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从父辈手里接棒进一步建设新疆”。 岁月流逝，荒原上第一代母亲开始老去。2005年12月15日，薄雾，石河子南山陵园。谢荃晖、华淑媛和刘玲玲三个老人找到了一块石碑，上写着“英雄母亲——已故湘女永垂不朽”，那是该市湘藉女兵集资5000多元为死去的女兵建起的，她们从包里拿出刷子细细打扫墓碑上的灰尘，数着三十多个因病死去的湘藉女兵的名字，泣不成声。 华淑媛说，“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好安息吧，我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的下一代正在帮助我们完成”。 6/25/2007 八千湘女绿天山（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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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绿天山（一）八千湘女绿天山 文/图 记者 邓飞 阳名华挤开人群找到一张贴在湖南醴陵街头的新疆招兵启事时，她欢喜得跳了起来。1951年3月20日，她在县东方中学念初一，12岁多一点，两个小辫子翘翘的。不久，她就成为了八千入疆女兵的一员。 54年后的冬天，新疆乌鲁木齐。两鬓斑白的阳面对湖南记者镜头再次欢喜雀跃。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多名记者花费上白天时间遍访像阳一样的湘藉女兵，他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帮助下，寻找和运回一块近百万吨的巨石，它将被制作成一块纪念碑，放置在长沙市府安排的湘江边上一区域，记录湘藉女兵入疆的那一段历史。2006年1月15日，阳和其他几百湘藉女兵代表将出现在长沙揭幕纪念碑，接受属于她们的荣光。 从沮丧到坚强 阳想参军可以免了学校催讨的一笔伙食费。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死去，四岁时，阳又失去母亲。乱世里，当兵似乎是中国青年的宿命。阳的大哥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在国军阵营。阳的二哥曾是乡村教师，在湖南株洲解放后加入中共军队，进入广西剿杀土匪。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令一支包括曾开荒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大军就地解甲屯垦。毛和这支大军的众多湘籍领袖们深信人能够改变一切。 数以十万计战士开赴南疆塔里木盆地和北疆准噶尔盆地荒原，光着身子抹黑泥防御蚊子攻击，用最原始的工具开荒屯垦，发誓要追随国家实现一个新疆现代化的伟大理想。 1950年，新疆军队司令员王震致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要求协助招聘一批湖南女兵。军队的初衷是通过招募女兵入疆解决男兵的婚姻问题，帮助军队安心扎根边疆。 新疆招募士兵的大字报贴到了湖南很多角落。当时，一支中国军队在朝鲜与美国人开战。和朝鲜战场招兵启事不同的是，军队承诺入疆的女兵将学习俄语、开拖拉机或进工厂当工人。 阳的二嫂试图挽留家里唯一能够帮她干农活的小姑子。但阳还是走了，带走大哥给家里买的一双雨鞋——这让嫂子耿耿于怀好多年。阳在醴陵办事处报到后，得到了4元钱，她给自己买了一包瓜子和黄豆。 火车是夜里走的，昏暗的白炽灯下锣鼓喧天，送别和被送别的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没有一个人来为阳送行，汽笛响起，火车“哐当哐当”开出，阳心里空荡荡的，蜷在车座角落里安静落泪，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比她们做得更好”。 到了西安，女兵们修整了一个月。天空瓦蓝，阳光暖和，数百女兵在革命公园里学习打腰鼓，扭秧歌，接受军队队列训练，“那是一段最快乐的日子”。 很多湖南女兵第一次看见白面做成的馒头，“那么肥，我们以为里面裹了糖，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吃，满心希望能够吃到糖，但最后发现没有”。第二次，她们就不肯吃馒头了。 她们对新疆一无所知，沿途四处搜集关于新疆的信息。一个修鞋的老人看见她们背上的雨鞋哑然失笑，说新疆都是沙漠，少有雨水，风沙来了，人都要躲到骆驼的肚子下面。 阳决定卖掉雨鞋。她得到了两元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堆梨。后来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在抱怨那一堆梨子，因为吃梨后就病了。 每四十二个女兵被安排一台盖着严实帆布的卡车里，阳是病号被优待安排在驾驶室里。为了防止土匪攻击，军队安排一个连队的男兵架起轻机枪护送，女兵每人被发放一块白毛巾绑着头部，手里握着树枝，冒充是全副武装的男兵。 司机到了指定地点后一歇下来就呼呼大睡，女兵们上厕所、短暂休息。但翻车事件还是发生了，一些死去的湘乡籍女兵被埋在山下。 阳奄奄一息，被留在酒泉兵站接受治疗，大部队继续前行。在一个朱姓老乡的细心照料下，阳恢复健康。兵站想留下这名女兵，并承诺帮助阳成为护士，阳害怕去收敛死人，不肯。在朱的帮助下，阳爬上了到新一轮入疆的运兵车。 1951年6月，阳终于到达乌鲁木齐。她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栋泥色楼房站立在一片矮小泥房当中，街道上一辆驴车可掀起一人多高的灰尘，久久不散。领队军官演讲要求她们在新疆成家生子，“骨头都要埋在天山下”，很多女兵感觉沮丧，她们本想三四年后转业回家的，有人哭了。阳问一个军官这里为什么不是招聘时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年轻军官手一挥，昂头大声说“只要我们的红旗插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阳猛然发现生活不像在西安吃馒头，发现不合意后自己可以改变选择。暮色恍惚中，她满眼都是草绿军装和红色五星，她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涌动的一股豪气，几个姐妹把手攥在一起相互鼓劲，“没有了退路，那就向前冲吧”。 阳因为年小、有文化留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会计培训大队，但三年中大多数时候都在工地上。 1952年冬，零下三十多度。阳和200多名湘藉女兵在五家渠参加修筑八一水库。王震建立的第一个农场叫八一农场，缺水让102团近两万名战士很苦恼。他们决定就地挖出一个池塘做水库，收集天山雪水。 没有房子，士兵们在地面向下挖掘一个深一两米、类似地下室一样的洞穴，上面架起一个三十厘米的木架子，铺上麦草。为了保证暖和，地窝子挖得狭小，里面铺上厚厚一层麦草，阳几次都因为感觉窒息而惊醒，然后费力搬走她身上的同伴们的几条腿或是躯干。 军官们始终和士兵们做着相同的事情，营造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氛围，所有的人从来就不提意见或是抱怨。他们决定改善糟糕的住宿问题，开始用大捆芦苇团团围起一个很大的窝子，一百多人分三排睡觉。阳和她工地上的搭档、一个叫代诚的长沙女兵商量挤在一张床上睡，这样她们就可以有两张被子覆盖。但她们发现身子暖和了，伸在被子外的头是冰冷的，很多次还结了冰，头一天到晚都是晕的。 “湖南人的倔犟和好强让我们无法忍受落后”，两个女兵奋不顾身地干活。用牛羊生皮制作的长毡筒套在脚上有一种可靠的暖和，但很笨重，四公斤多，她们换上了球鞋，可以跑得很快。事实是她们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一停，两只脚就会冻得刺骨疼痛。 工地上有两个干活不要命的湖南丫头，很快尽人皆知。 没有掘土机械，士兵们用的是锄头、簸箕等最原始工具，不停挖土和运土。晚上只要有月亮，开工的哨子就会如约而至响起，所有人都得爬出地窝子干活，“恍恍惚惚中，你牵着我，我扯着你有一脚没一脚来到工地”。 阳在工地上遭遇第一次例假，血流出来，她吓得大哭，“想是病得要死了”，年长的女伴围着她解释了很久才让她恢复平静。 士兵们花了半年时间挖出了一个坝堤长达5公里、深十余米的水库，可以灌溉102团的50万亩耕地。 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阳只是参与新疆最艰苦的基础建设的湘藉女兵群体的一个缩影。新疆军区最初在贯通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伊犁这条东西走向的核心建设区域投入大量生产部队，吸纳大部分湘藉女兵。 1954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和第五军的一部集体就地专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军事化建制从事生产。 1962年，中国和前苏联边境爆发“伊犁塔城便民外逃事件”。兵团接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大批干部战士在连绵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建立了58个农场，相当数量的湘藉女兵进一步流向边境地区。 阳说，湘藉女兵散布在新疆各地，她们像种子一样，“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2005年12月8日，记者在东疆哈密回乌鲁木齐的路上遭遇暴风雪——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突然就漫天风雪，摄像机伸出车窗，镜头很快凝结成冰。 1951年，数百湘藉女兵留在这里参加建设。蒋慧英是湖南湘阴人，当年冬天参与修建红星水库，“一天劳动18—20小时”，很多个夜里，蒋惊恐发现自己尿床了，因为怕羞，她不能脱掉湿裤子，而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入睡。 修水库没有水泥，军队尝试着自己造水泥，他们挖来某种石头烧一段时间，然后粉碎，做出代水泥。蒋回忆说这种工作往往让她口鼻里都是粉尘，“吐出来的都是黑的，后来就是红的，是血”。 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往往是以碱土洗头。听说汽油对杀死虱子很有效后，女兵想方设法弄到一点汽油，抹到头发里。 工地上一度出现让后来人们难以想象的场面——蒋说，一边是光头的劳改犯人，一边是着军装的军人，“干的活都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长”，少数区别是犯人吃的是玉米面，而女兵们碗里是白面。 南疆的气温奇高，29团所在的农场是一片到处是沙包的戈壁滩，盐碱块厚得像水泥板，可供饮用的水则在近三公里之外的地方。 很多女兵来月经没有卫生纸，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装在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双腿内侧被磨破，流血、化脓、溃烂，走一步疼得钻心。她们没有消炎药，有人去找伙房要一点牛油。 1950年，国军起义部队骑7师19团开赴北疆阿勒泰地区。1952年，26岁的吴雪娥和其他99名女兵组成一个区队坐了20多天的车从乌鲁木齐来到阿勒泰巴里巴盖，她们是唯一一批到达该地的湘藉女兵。 阿勒泰位于新疆最北部，气候最寒冷，冬天最低温度负30多度，女兵们要四处寻找木柴供应食堂，吴一次背着大捆木柴顶着风雪回营时，两只被毡筒包裹的脚已经失去知觉，一个女伴解开羊皮棉袄，紧紧包裹吴的脚，吴很久才恢复知觉，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天一变冷，两只脚就会疼痛。 陈晓辉回忆说，她们在北疆戈壁滩上开荒，在沙漠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绿色树木。晚上站岗时候三个哨兵要持枪，全副武装。一是防土匪，二是防狼。一次，她在树林里方便时，猛然看见一只狼盯着她，“我听见了狼踏踩枯枝的声音”。 在出湘的火车上，阳名华认识了一个叫阳惠衡的女兵，她们是一个村里的，按照村里的规矩，她们还是堂姐妹。她们在兰州一个照相馆留下一张照片，依偎微笑、英姿飒爽。1973年，两人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商场碰见，两个人停下呆呆看着对方，最后抱着嚎啕痛哭。阳惠衡入疆后被安排去了阿勒泰，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她后来不能行走，上卫生间都需借助拐杖。200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老人死去。 1951年8月，王震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第一批三个机械化军垦农场，开创大陆机械化大农业先河。刘功辉等三名湘藉女兵成为第一批拖拉机手。当时上级要求每个台班每天开荒130亩，相当一个连队百多人一天的开荒任务。三个湘女昼夜两班倒，一个台班工作15小时以上。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她们带上一张床单，解手时把床单一拉就在男同志面前完成。 八千湘藉女兵和后来的山东等省女兵在屯垦部队建立了最为珍贵的社会单位——家庭，使数万军人在新疆真正安心扎根边疆，在屯垦初期共同完成最为艰苦的基础建设，创造和积累新疆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粟寿山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些乐观、拼命的女战士，屯垦戍边的事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停不下来的热烈 一些湘藉女兵回忆当年的劳动，有自豪，也有后怕，。 过度的劳累导致一些女兵失去了月经。1952年，王震将军一次视察八一水库工地时得知后，又急又怒，说，“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姑娘们搭坐军车去乌鲁木齐，治疗了两个月才返回农场。 女兵们在劳动过程中饱满热情背后的伤患引起了军队高层更多注意。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里，批评少数军队领导不懂妇女生理特性，在生产工作中没有给予适当照顾——一个女兵例假请假，连长批了三天，排长批了两天，到了班长手里，她只得到一天的假。 该简报说，这种状况导致一些有病的女兵不敢请假，带病坚持工作下冷水，过度劳动造成了一些孕妇早产、流产和月经病增多。农十师妇女工厂的女兵经常坐在湿地上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甚至高达14小时，例假多不休息，导致妇科病增多。 1953年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后勤部联合下文《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问题的若干规定》里规定：在生产劳动中，尽量安排妇女较轻劳动。 10月28日，新疆军区下达《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工作待遇等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章第一条，进一步规定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每天以八小时为宜，不得使妇女担任力不胜任的重劳动。各级领导机关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妇女与男子的生产定额要求应有所区别。 到1954年，由关内入疆参加边疆经济建设的妇女达到39259名，占到部队21％以上。新疆军区政治部在该年度全军妇女工作基本总结里再度指称：某些单位对待女兵采取平均主义，不管妇女身体强度与否、生理条件和特殊困难，统一与男同志一样要求，只强调生产定额和劳动力，导致一些女兵产生拼命主义，发生月经不调、怀孕流产等现象。 军区批评农一师一团当年有些单位将女兵例假规定为一天，对拼命主义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鼓励劳动热情高涨。农二师三连百分之七十的女兵发生月经不调。 但事实上，高层出台的一系列妇女劳动保护措施少有真正落实，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的热烈节奏。相反，工地上经常出现的一副动人场景是，女兵们一边劳动一边扯着嗓子齐声喊，“男同志加油”，男兵们则很快回应“女同志加油”，然后就是“嘿啦啦啦啦连根拔”，整齐而响亮。 歇工的时候，工地上歌声不断。士兵们唱得最多的歌曲是《毛泽东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和《戈壁滩上盖花园》。他们在第一首歌里表示对毛泽东和国家的忠诚，“祖国需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第二支歌中，士兵们说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要在这一块荒芜之地建立城市和富裕生活。 阳名华的女儿曾不解母亲她们的拼命和快乐，说“你们那么赶，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 参加八一水库建设的湘藉女兵付举唐说，湘藉女兵有着湖南人特有的火辣、活跃、天不怕地不怕，大声说话大声笑，喜欢唱歌，“大家都去吼歌，一个个不知疲倦了”。 阳名华说，“在当年那种激情燃烧的劳动氛围里，任何人都会深刻卷入和被感染，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选择休息或是退出”。阳曾经想她们因为单纯、年轻而快乐，所以不惧怕劳累。后来她读到毛泽东的一首诗，其中一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引发共鸣——原来所有新政权的建设者内心都是热切渴望自己建功立业。 左夫棠告诉《凤凰周刊》说，他很多年一直好奇湘藉女兵们的与众不同。直到他后来去了长沙岳麓书院，才恍然大悟。 “像很多湖南人一样，湘藉女兵身体浸淫的是勇于牺牲奉献、先忧后乐、不甘人后的湖湘文化”。左说，她们的内心由此独立而强大，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深刻影响身边其他屯垦者，让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扎根。 中原文化新枝 阳名华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军人职业对女生的巨大双重吸引，是湘藉女兵大批入疆的重要原因。 湘藉女兵文成说，当时入疆的湖南女兵中的80％属于当时划定的“出身不好”——湘藉女兵中涂敏的外公就是益阳富绅，掌握大量产业，而文成的父亲曾是湖南旧政权零陵、常宁县县长。 入疆的湘藉女兵正是因为“出身不好”——她们的父辈或祖辈多是城镇的有产阶层、乡绅，她们由此比同龄人们获得较多教育机会，成为新一轮的社会精英。书本上描述的楼兰古城的断想、丝绸之路的神韵、雪峰翠湖的异彩、戈壁大漠的沧桑，让她们感觉新疆是一幅飘逸浪漫的画卷，愿意进入新疆。此外，她们这一群体更乐意响应国家号召，进入部队熔炉改变命运，成为主流人群。 一个看似吊诡的阴差阳错是，新疆意外吸纳了大量被称为当时社会“稀缺资源”的学生女兵。事实证明，湘藉女兵群体贡献新疆的不止是优质劳力和对男兵的婚姻，更有她们的文化力。 古称西域的新疆，在2000年前纳入中国版图。风沙和干旱将西域三十六国和丝绸古道化为历史尘烟。历史上曾有八个朝代屯田垦荒，但均未走出“一代而终”的阴影，留下新一轮废墟和“寡妇地”。 新疆一度被中原政府视为惩罚犯有罪过之人的穷山恶水之一。19世纪，沙俄侵犯北疆，左宗棠力谏发兵收复，代表清朝主流权力的李鸿章阻止说，“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李进一步断言说，“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新疆获得解放时，大多数农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个别地区存留完整农奴制。100万人过着一种游牧生活，其他400万多人均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粗放的农业人口。工业极其落后，以至一块做马钉的生铁都需要外地输送。连绵2000多年的中原政府屯垦新疆的失败历程表明，成功屯垦并不等同士兵开出荒田种出粮食，更需要的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系统积淀，完成新疆的整体进步，最终稳固屯垦成果。 湘藉女兵们给荒原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变化。至少有200名湘藉女兵进入新疆农学院学习，成为散布全疆的垦区农业技术精英，提升了农业种植水平。 “泥猴子”们一个个穿戴整齐，他们开始使用牙刷牙膏，说话斯文。大批被安排留在军队里的湘藉女兵很多因为受过教育、有文化而成为军队的文化教员，帮助军队中的精英群体识字和学习文化，而她们的“学生”则是平时唬脸凶他们的军官， 新疆军区老干所一些老干部说，新疆军队较早完成“工农干部知识化”过程，习惯以武力说话的军官们学习用笔表达，他们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识字扫盲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军官是新疆建设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坚领导力量，新疆军队进一步形成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传统。 湘藉女兵在边疆大漠上更多承担了先进文明传播任务。 解放前的新疆医药奇缺，医师只有18名，一只2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在阿勒泰草原需要一匹好马才能换得。医疗条件恶劣导致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蔓延，妇女分娩消毒技术地下，牧区流传“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说法。 新疆军队为保护战士在恶劣环境中劳作免于伤害，迅速强化军方医疗力量，大批湘藉女兵成为了第一代医务人员，进而服务当地人民。其中一个叫彭翠文的湘藉女兵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南疆各农牧团场巡诊，发现很多农牧民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却因贫困无法到大医院手术。彭得知湖南桃源县医院眼科能用针拨法治愈，效果显著且实惠。彭专程回到湖南学习该技术，先后帮助上百牧民重见光明。 入疆伊始，新疆石河子没有学校，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之孙的文化学习都是借助一个湘藉女兵完成。湘藉女兵在随后几年中成为了石河子市和其他很多地区的第一批教师，她们被敬称为播火者，其中一个叫李曼云的女兵，1951年入疆后终生从事中小学生教育工作，她用土块垒起课坐椅，制造各种教具，如饥似渴地把她的知识教授给一批批垦区出生的孩子。 很多年后，李的一个学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副主席丰收在一本书里写道：“中国的荒原，荒原的第一代和以后的一代代，向屈子魂流淌了千百年的湘江水，向钟灵大雅的岳麓山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开绽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 50年代，新疆的根本基石稳固以后，进一步的良性蜕变轮廓渐渐成形、清晰。后来，河南、湖北、江苏等省支边青壮年进一步将中原农耕文化大规模传入新疆。6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城市输出10万知青，为新疆注入工业文明的新鲜血液和力量。
6/29/2006 爸爸今天五十岁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８日，农历六月初三，是爸爸的五十岁生日。七年前，大伯父五十岁生日，全家人聚在了一起；三年前，三伯父五十岁生日，全家人又聚在了一起；今天，爸爸五十岁生日，作为他的儿子，我却不在家。
爷爷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子女，但是二伯和五叔都不幸夭折。在那个全国人民都吃不饱的年代里，这样的事比皆是，于是，大家也不会有过多的悲伤，即使是一家人，当时首要考虑的仍然只是如何安排好明天起食饮居。说来也是，如果二伯和五叔健在，爸爸排行老四，那么他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二伯和五叔去了，那爸爸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爸爸都不是可以第一个穿新衣、或者可以得到父母宠爱的那一个，因为他永远是中间的那一个。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爸爸是这个家庭子女中间的那一个，也是这个家庭可以依靠的那个中坚。
１９６６年，是全国人民开始吃饱之后比较燥热的一个时期，那一年，我爸爸十岁，虽然和电影里潘冬子的年纪大小差不多，但毕竟是和平年代，尚不够革命的年龄。但我大伯却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年龄。那时候，一家人的收入全赖于在国营煤矿做技术工人的爷爷，家里人多嘴多，爷爷身体又多病，所以很穷。根据奶奶的诉说，家里那时候的情况就是屋无片瓦、缸无粒米的那种，对了，就连那住的房子好象还是公社照顾，给了一个看鱼塘的工作，暂借的公房。所以，身为长子的大伯那时候也吃了很多苦，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不得不初中未读完就辍学回家务农挣工分贴补家用。
繁重的体力活将大伯父的身高定格在了一米六，但有志不在身高，当６６年的红色浪潮席卷到那个小镇时，一米六的伯父站出来了，认识较多字的他，再加上那“屋无片瓦，缸无粒米”————彻底的贫困和无产，很快成了某革命指挥部的司令，在当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一些当权派被戴上高帽，在以大伯父为首的革命小将的喧器中、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下，被踩了几脚。幸运的是，他们无论年龄相差几何，他们都是那青山绿水间养育出的人，悠然环境的本身塑造了一代代与世无争的人，即使风浪再大，这儿就像是一个偶泛涟漪的极好港湾，给了他们这些当权派先天的庇护，而不至于永世不得翻身。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一直让我大惑不解的历史悬案，想当年毛主席井岗山闹革命时，北边的醴陵（李立三、左权的故乡），西边的衡山（罗荣桓的故乡），南边的茶陵（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东边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江西井岗山中央苏区）均是应者如云，而我的家乡却是静若止水，只出了一个后来淮海五前委之一、“二月逆流主犯“谭震林和几个不大知名的少将。我在想，这是不是也和这方水土有关？因为她太富饶了，人们便不用再考虑一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了？我想，应该有关系。
还是说到这正题，６６年之后没多久，当整个神州大地还在”震荡风雷激“的时候，我们家乡基本上是风平浪静了，于是那几位被踩过几脚的当权派们也抖了抖了灰尘，重新站了起来。这个时候，因为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大伯父已经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空军战士；而小学还没读完的二伯因为此时伟大领袖的一个英明决定，去参与修了一段进入井岗山的盲肠铁路，被招了工。二人此后官运亨通，这是后话。
那些曾经在背地里暗暗发过誓的当权派们这时才发现，他们是站起来了，可是再没有对手了，这是多么一种多么让人怅然的尴尬。但很快他们又发现，那个住着公家房的老谭家还有个儿子在呢，其风光一点都输于他大哥。这对他们这些吃过苦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开始关注着这个刚上初中的学生，一个不过十三四的孩子。
被人关注有时是好事，但有时也意味着不幸。（未完待续）
6/19/2006 昨天父亲节 昨天父亲节，上午向父亲发去了节日问候。很快，收到了回信：谢谢祝福。工作找得怎么样？最近吃饭怎么样？注意身体。请回信…………
本计划在父亲节来临之前，再写篇有关我父亲的日志。就从现在写起，一直写到我能够知道的，父亲年轻时候的事。很遗憾，这个计划落空了。 6/13/2006 "日杂" 课间的校园，就是生气和活力迸射的地方。中午回到寝室时，一片寂静，三位室友熟睡着。强烈的落差，有种隔世的感觉。下午王晓虹老师的课因故取消。在看《新闻调查》的同时，对原五月分写的那个“有感而发”作了改动，删去了很多多余的话。还自己个好心情。
昨天一激动，就疯狂的下《新闻调查》，刚才冷不丁看了一眼流量，只剩下５６７Ｍ了。时间尚未过半，包月流量已去四分之三，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事。余下的日子怕是要计算着用了。 6/12/2006 世界杯了，新闻调查也没了？今天是星期一，十点半时应该是有新闻调查的。但却没了。还好今天心情不错，因为今天有一场比赛会让大多数中国球迷所记住，也有我偶尔搜到的一个网址，那是新闻调查十年特别节目的专题网址，上面还提供了七十余期经典节目的视频回顾。我狂喜，用迅雷和网际快车狂下。呵呵。不错不错。 日本输了今天日本和澳大利亚比赛，澳大利亚在最后十分钟之内连入三球，以三比一的比分反败为胜。刘建宏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相信今晚的比赛，大多数中国球迷都会记住。 6/11/2006 陈晓卿:那些鸟人作者：陈晓卿来源：作者惠赐 2006-4-5
梁碧波说的 “一个人在屋头吃手指拇”就是指我这种出差无事闲得蛋疼的状态。电脑里只有一张看了很多遍的DVD《迁徙的鸟》，聊胜于无吧，临睡前我打开了播放键。 结果一夜里我都梦见自己在飞行，超低空飞行。
执行过航拍任务的哥儿们几乎都无法忘记那种贴地而行的律动。 第一次航拍是在四川拍《朱德》，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陀螺仪、减震器，只在黑鹰直升机外固定一块厚木板，摄影师张跃就坐在上面。因为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阿坝草原执行任务，我们连服装都没有。刚好那时我刚认识了四川台一个热爱纪录片的MM叫王小Y，便托她找了几件毛衣毛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家里的全部），张跃一个人就穿了三条毛裤。 在川西高原上，机舱门洞开，我们尽情享受着贴地极速飞行的刺激……那时王小Y的弟弟还是个上高中的瓜娃子，《朱德》播出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看着节目中那些好看的画面，我简直觉得我是为朱德作了牺牲的……”再后来，王小Y成了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红得尿血的主持人，每次张跃见她还都要大声说：“小Y，我还穿过你的毛裤呢！” 一点儿都不注意场合。
飞行，是很多摄影师的梦想。又会飞又会拍，胆子大活又好的人就能成为优秀的航拍摄影师，康健宁前辈称之为“纪录片鸟人”。在我身边，亓克君就是这样一个鸟人。 号称“中国航拍第一人”的亓克君已经有了二十年的鸟龄，《望长城》、《唐山地震》、《大三峡》、《改革开放二十年》、《万里海疆》中的航拍都由他来操刀，《大三峡》和《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片头里更有他英俊的身姿。 老亓非常敬业，为拍摄《飞跃神州》他曾经独自驾车跑遍全国，行程数万公里。我们今天看到的外滩夜景、京九铁路、农民插秧等标志性的航拍镜头都出自他手。
老亓胆大，拍摄三峡的时候，陆军航空兵拒绝在峡谷中飞行，他硬是把藏族飞行员灌醉之后在瞿塘峡做了几次俯冲。 老亓不仅相貌堂堂，而且色艺双全，他的歌声极具穿透力，同志们一致认为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卡拉OK系钱柜专业的高材生，为此，亓导演周围总是聚合着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这一直是让我们牙痒痒的事情：长得帅就得了，歌唱得还好；歌唱得好就得了，航拍得还牛比。 据说老亓现在的飞行时间已经不亚于一个标准的飞行员了，但就像常在河边走容易湿鞋，老做官难免受贿一样，几年前，老亓在内蒙航拍的时候，他乘坐的“美洲豹”在离地面三十五米的地方关车，直直地摔了下来。领导魏大爷连夜赶往出事现场，一位参与抢救老亓的牧民跟魏大爷解释说：“我们正看着他飞呢，结果突然飞机顶上的电扇不转了……” 算老亓命大，捡了一条命回来，但腰椎受伤给他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现在老亓还和女孩子们去钱柜，以前他最爱唱屠洪刚的《中华武术》，出事之后他唱得更多的是《霸王别鸡》。《中华武术》偶尔也唱，但每当唱到“卧似一张弓，站似一颗松”的时候，他都要下意识地摸一摸自己的老腰……这几年，老亓没怎么飞，而是以讲课为主，不搞业务了嘛。
和老亓相比，另一些同行们就没有这样幸运。1992年我做编辑的时候，甘肃台送来了一部纪录片，叫《蜜蜂号飞行日记》，片子拍得一般，但从此认识了节目的编导和摄影，也是号称“中国航拍第一人”的赵群力。大家知道，2001年，已经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的他在浙江楠溪江航拍时失事殉职；三年后，我的同学浙江电视台记者沈荣达在宁波航拍时遭遇不幸。和他们相比，延安电视台记者田青更加悲壮。 2000年8月24日下午，为孙曾田老师担任摄像的田青在乘坐动力伞沿黄河低空飞行拍摄时遭遇强下降气流，动力伞瞬间下坠并剧烈颠簸。危急关头，田青死死抓住摄像机不放，巨大坠力使他身体前倾，右手虎口严重撕裂，跌落在黄河岸边……从开机后拍摄到最后跌落的那一刻，田青的摄像机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忠实记录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历程。而在他的额头上，清晰地凹进去了摄像机的棱角。
尽管航拍的危险性极大，但它在节目中的魅力促使着无数人仍在尝试着这种冒险，我就认识这么一位狂人。 每到周末，在南宁郊区的山路上，你会看到一辆皮卡，车斗里装满了飞行器材，车厢里的MM们无限景仰地看着开车的帅哥。广西电视台有两个飞行狂人，他就是其中之一，名叫吴健。 吴健酷爱飞行，参加过许多影视节目的拍摄。平时没有拍摄的日子，他也从不放弃飞行，到处参加各种飞行比赛。两年前，他从青岛驾驶热气球成功飞抵釜山。吴健身高一米九，极帅，是许多女孩子心仪的对象。那次跨海飞行，他和一个韩国女孩同筐（热气球的乘坐部分）。后来和我见面时，他抱怨那韩国女子老要解手，我坏笑道：“人家那是勾引你呐！”吴健这才恍然大悟，因此我说他是“柳下惠式的鸟人”。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吴健的达观幽默。一次在桂林市区上空飞行，遇到气流，吴健的动力伞直直地戳进了一家六楼厨房的窗台，人悬挂在楼外，引起群众围观。被消防队的云梯解救下来之后，吴健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家的酸笋烧鱼仔该起锅了！”
祝福这些鸟人，祝他们平安。 2006年清明节 6/6/2006 小夏 小夏是夏志大的儿子，夏志大是从湖南来北京经商的人，他、他老婆、他女儿、他儿子一家四口人。今天早晨，六点十五分，我借了王海的相机，揣着往他家赶去。六点二十五，我到了这个位于定福庄西街某巷内的民居前，从那缺了块玻璃的窗户中，伸进手去，吱呀一声，门应声而开。
屋内一片漆黑，我退了出来。打开相机的影像拍摄功能，从门前的大树上摇向了这所房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平民杂院，房东并不住这，这个没有院子的杂院里大约有七八间居室，分别住了近十户人家，全是像夏志大一家样，来自于外地。初夏的太阳已经起来很高了，阳光透过蒙胧的雾气，又透过了门前的这棵大树，钻进了我的镜头里。周边的环境只能隐隐听到巷外传来的车鸣声，悦耳的只有在那树杈上的小鸟发出来的声音。
六点半，我听到了某个房间里传来的闹钟声，对于这里的住户们说，一天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了。
六点五十，老夏家的房门也打开了，公用的外间电灯也被打开，我举着相机慢慢走进去，正在低头刷牙的夏志大发现了我，一脸诧异。我打过了招呼，依旧举着机器走进他家那一间斗室。两张床，几个柜子，他们四个人，这间房子比起他老家那房子，实在是小得可怜。
老夏老婆和女儿还穿着睡衣，看见我了，也是不知所以，我朝她俩笑了笑，将镜头对向了仍然在熟睡的小夏。
七点五分，老夏载着小夏赶往学校。
小夏就读的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就读学生全部是像小夏这样的来京人员子女。每天清晨，学校的大门口前也会挤满了不少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但与京城的公立小学相比，这里没有小汽车，最多是摩托，所以尽管人不少，但并未对校门口的交通造成拥堵。
七点二十，同学们陆续地来到了班上，班主任田老师开始带学生早读，同学们都打开了课本，放在了课桌上，可小夏没有，他桌子只放着在来学校路上爸爸给他买的早餐和家里带来的茶。当老师和同学们的朗诵声响起时，小夏依旧在四处张望着。
有同学们问：老师，我们是读哪一页的课文啊？那些天真的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在他们的课本上找到今天他们所要读的诗。那是我请老师安排的。
Xu xin shi xu ɡonɡ dian yonɡ cai hua
《宿 新 市 徐 公 店 —— 咏 菜 花》
——杨万里
lí luo shu shu yi jinɡ shen
篱 落 疏 疏 一 径 深，
zhi tou zhuo hua wei chenɡ yin
枝 头 著 花 未 成 荫。
er tonɡ ji zou zhui huanɡ die
儿 童 急 走 追 黄 蝶，
fei ru cai hua wu chu xun
飞 入 菜 花 无 处 寻。
这首宋诗是宋朝诗人杨万里在小夏的故乡写就的，我请老师在课堂上带孩子们多读几次，也许在我的片子里能够用得上。
也许是孩子们习惯了看着拼音和书读书，我发现教室里的同学们并不是十分附和老师的声音，不协调的音符经常在美妙的诗歌声中突现。
见此情况，我匆匆告别了班主任田老师，回学校。这时才是八点二十分，一食堂中随处可见我们班上的同学，呵呵，都是女生。快毕业了，去教室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少，男生们再也没有上学期的积极，只有那么几位女孩子在坚持着。想想这些女生，我觉得，我以后可以选择的话，就选择养育一个女儿。
一番忙碌后，我拿着六十五份注好拼音的《咏菜花》，于十点半重返那所小学。我没有急于去他们教室，只是在传达室老高那坐下了。从他这，我可以清楚的看到１００米外的小夏的教室。只要是坐一会，我就可以看到小夏。果然，没几分钟，我就看到了小夏出来了，蹲在教室门口，低着头在做什么，接着老师也出来了，站着，似乎向小夏说了几句，像是喊他回教室，但无效，老师自行返回教室，几分钟后，小夏大大咧咧的回去了。
老高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是本地人，这所学校一成立，他就在这干了，每天负责开关门，保持校园清洁，食堂或者哪里需要帮忙，他都要去。这些天所有的人都涨工资了，加一百，只有他们几个少数后勤的人没涨，依旧是原来的五百元钱，对此他的意见很大。其实那些涨了工资的人，加了一百元之后，也没有多少钱，像小夏的班主任，她一个月所有收入全加起来不到八百元，她姐姐和姐夫也在这所学校，教初中，两口子加起来两千五左右，他们还有个孩子。在北京，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是怎么过的。
这个学校共有学生五六百人，老高只认识其中的几个。用我们的话说，这几个都是有特点的人；用他的话，都是那些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很不幸，我的主人公——小夏，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以前我老往教室里赶他，那时他成天就不上课，老在外溜达。有时还捡地上东西吃，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家里也不是没钱，每次他爸爸来接他，都得买东西吃”“那小孩子其实挺机灵的，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
正说话间，十点过五分，大班里的孩子排着队出来了，都拿着饭盆。我急忙开机。小夏也在里头，和其他跟着老师屁股后的孩子不同，他的动作永远是那标志性的大步向前，还有一脸的灿烂。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返回了教室。这些孩子都是在学校寄餐的，每人每月交六十块钱给学校，今天中午的菜是西红柿鸡蛋和汤。还有些孩子也在教室，他们在等着家人送饭来。大多数的孩子回家。
当孩子们在老师的注视下吃饭时，小夏在把饭盒放到课桌上后的第一时间里就跑出了教室，和一个小男生，玩着那种我不知名的游戏。二十分钟后，那个玩伴回到教室吃饭，而小夏仍然在外面。有个送饭的家长这时也在教室外面，他儿子正教室里吃饭。每天他或者他爱人都会来送午饭，不知是他孩子不愿在学校吃，还是他们不愿意让儿子在学校吃。他来自河南驻马店，在北京做地毯装饰，他孩子也在北京出生，一直在这所学校读书。下半年，孩子要读一年级了，他准备将他送到高碑店地区的公立小学，因为这个学校不太好，他老乡的孩子也都是在北京读书、长大…………
从十一点五分下课到十一点五十分午休铃响起，小夏一直在外面玩。四十五分的时间里，小夏没有吃一口饭。我让他给我拍一下他的饭盒，他飞快的打开又盖上，并迅速把饭盒放到了课桌里。还是一脸的灿烂。我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饿不饿。
他的精力似乎永不消退，同学们都按照老师的要求，将双手抱在课桌上，将头枕在双手上，只有小夏仰坐在课椅上，双腿架在了课桌上，双手挥舞着吃饭的筷子，敲打着一切他可以敲打的地方，发出杂乱无章的声音。班上的同学、维持秩序的高年级同学、老师、最后是我，都没办法让他睡下。
教室里不停地响起班主任的声音，几乎每一句里，都有小夏的名字。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幼儿园》里的马玉兰。小夏今年七岁，在班上属于偏大的年龄，但他却坐在第一排。想着他那没有动过一筷的饭菜，我觉着有一丝心痛。
我离开了小学，我也得吃饭。快到广院南门时，我又折回了去，去西街小夏他家。他爸爸正蹲在地上，从电饭煲里盛饭，我的到来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桌上只有很少的一碟菜。我告诉他我吃了，但我没告诉他儿子今天又没吃饭。 6/4/2006 日杂之: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 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
这是一个同学的留言。我相信：那当个微笑在晨风的吹拂下，展现在自己的眼前时，那一刻，阳光也必定会灿烂。
这句话很早就曾见过，因为它是这位同学ＱＱ上的说明，第一次见到时就笑了，和这位同学第一次的ＱＱ交流是在晚上，没有阳光，但那天的月夜也是那么的晴朗。最近一段时间老觉得心情特压抑，所以对这句话也越来越深有感触————今天又上那窝看了，又被感动了一回，不知道类似这样的文字是怎么样想出来的。
哈哈，套那小日本的纪实片的题目：“怎么样，我才能想出这样的句子来？”
前天有个叫张玉华的老师给我们上讲座课，这个学期的讲座课我几乎没有参加，上半学期是去听任金州老师的新闻报道选材，下半学期是听金梦玉老师的新闻评论课。前天本是金老师的课，因为老师有事被取消，结果去听了张玉华老师的讲座————这是同学们公认的，这个学期以来为数不多的几堂好讲座课之一。
老师说了很多优秀电视解说词的典范，我把我记录下来的几句放在这里，与朋友共享：
——————在乱世中，人活着就是一种成就。
——————七十万苏军在集结反攻，打击冻得半死的德国人。
——————当你的情人改名为玛莉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历史健忘，难为情的是，患了历史感的人。
——————短短两分钟，宣告了协和飞机时代的结束，１０９条生命在瞬间凋零，而一切起缘于飞机跑道上那一块该死的碎片。
——————孤独的夜晚，他们走过每一扇窗子，看灯亮起来了没有；清晨，他们走过每一扇窗，看窗帘拉开了没有。
——————ＮＨＫ《怎么做，你才可以买我的东西》 5/29/2006 日杂之:昨日曾出游昨天与赵攀，王海二位同学去逛老北京城。从阜成门到帽儿胡同，横跨了当今老北京保留最完整的区域。先后到鲁迅故居，程砚秋故居，梅兰芳故居，郭沫若故居，恭王府，后海，前海，中央戏剧学院等地。了却了一桩心愿。 5/24/2006 日志中的杂记，简称日杂昨日的日杂还没写完，就看球赛去了。结果，熬到凌晨四点，中青队在半决赛中输给了法青队，而且场面还特别窝囊。后来强迫着自己去上课，睡了不到三个小时，连自己都为自己而感动。只是这份感动不知在多少人的心中同时奔涌着，可足球界的人士却似乎从未感受到过。不然，中国足球也不是现在这样子了。 5/23/2006 日志中的杂记，简称日杂 一眨眼就是十天过去了，十天里没有为这个家留下任何信息，呵呵，太冷淡了。
今天凌晨２：３０分有土伦杯中青队与法国队的半决赛直播，于是在０：００时就爬上床，希望能赶紧睡会，到点时再起来看球。看了一会书，看到了０：４８分，心想可以睡着了吧，可结果是辗转返侧到一点半还没睡意。干脆起来，趁着球赛之前来这个家，为它增添几许生气。
写什么，我倒没仔细谋划，反正时间还有四十几分钟，想到哪写到哪。
从这个家建好以来，我留了三篇，大致也说了三个事。但这些天发生的，可供纪念的又何止这三件事呢。就说参加一虎一席谈之前的一天，也就是５月１１日，星期四。在我认为下半学期最重要的课————电视画面编辑的课堂上，我却缺席了。原因是我帮一位叫乐乐的小姑娘去拍片了————《雪山飞狐》的杀青戏。呵呵，想想若干年前我也是那么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娱乐节目里那些俊男靓女傻笑的小屁孩，而那天，我不经意间也做了一回大人。“人生如戏”，看着聂远和安以轩在我的镜头里的戏，我却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在演戏”————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也奇怪地回答：“他们本来就是在演戏”。
虽然去了一趟康西草原，也看到了大牌们的戏，但对于那天的缺课还是不免遗憾。５月１８日，又是一个星期四，又是王晓虹老师的电视画面编辑课。和其他老师相比，她的课时并不算长，但课上的信息含金量却是最高。呵呵，在课上，一不留神就漏掉了一大截，比如她对《寻枪》、《伴》二片部分镜头的解读，我就漏掉了。幸亏录了音，前天２１日，是星期天，上午我将那录音调了出来，仔细听了这一段，那里有对列构成，连续构成两种组合方式的例证；也有镜头语言使用，比如前景设计；还有音乐使用时机注意事项等。
听完了这段录音，只是才到午饭时间，但我感觉这一天的收获不少，总不算白度了，可毕竟还有半天的时间，干嘛呢？我想去老乡那，一直想以他和他的家人为对象，拍一部反映外来经商人员生活的片子，主要的看点是想以他六岁的孩子的视觉和思维为切入点。但我实在是惭愧，对于孩子的驾驭力太差了，所以想等会吃完饭之后，还是看看张以庆的《幼儿园》吧。于是关了机去吃饭，可吃完饭之后却再也进不了系统了。只好来回的折腾电脑。直晚上九点半，我下定决心将电脑大卸八块，还让ＣＰＵ风扇连同散热片在阳台上乘了一个小时的凉，再从十点四十时起重新组装，然后终于在十二点前搞定。我不由得庆幸，还好不是二十三日出的问题。
我也记不清我这是第几次对我的电脑如此大卸八块了，总之，寝室同学都说：你现在是不是久病成医了？其实很惭愧，我没有其它办法，只好采取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
这次电脑出问题，是星期六我们去青龙峡游玩回校之后我发现的。那天我不在寝室，先后有两位兄弟开我电脑玩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唉，没办法，我的电脑其实也挺委屈，它以前在家时，其实很少出毛病，但来寝室后，它不再是我个人的专用了，它成了公用机，出毛病在所难免。
星期六去的青龙峡，景点其实很普通，比不上家乡的酒仙湖。但这是北京，所以身价自然高。另外，山坡上的那蜿延向天际的长城也是货真价实的历史遗迹。和八达岭等地的长城起来，少了很胭脂气，多了一份沧桑。站在那破败的烽火台上，我举目远眺：向北依然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向南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长城在这里，就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人工分界线；在这条线内外，发生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拼杀。我对同学们说：几百年我站在这里的话，我也会战斗不息、决不后退的。借用二战时期苏军指挥员的话说：中国虽大，但我已经无路可退，因为我的背后就是北京。
好了，还有些话要说，但比赛已经开始了，那就留在以后吧。 5/14/2006 我也谈房价，因为我想有个家 昨天去了《一虎一席谈》，凤凰台的效率真是高，今天晚八点就播了。哈哈，我果真在全球华人前露脸了。这种开放式的访谈节目————准确的说应该是论坛节目了，因为大胆的节目设计，不仅仅是主持人和嘉宾在讨论，更多的观众也有了发言的权利，节目的不可预知性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了更大的期待性，记得老师曾说过，选题、明星嘉宾、主持人、气场是言论节目的成功要素，所以难怪《一虎一席谈》现在比较火，主持人胡一虎在凤凰台的地位也不简单，上次凤凰十周年晚会就是他与许戈辉搭档主挂的，这也足以证明我上句话的真实性。
昨天的节目话题是最近全国都比较关注的房价高涨现象，虽说一个小时的节目并没有讨论出定论（要真有定论，这也不符合这种类似节目的生存法则了），但我也发言了，呵呵，有点意思。但我的发言只有一次，有很多的话我没有机会表达，只好来自己的地盘发泄了，不吐不快。
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都在疯长，好象是此轮风波的涨幅是３０％，也就是说原本花５０万成本可以入住的五六十平米的小居室现在得花六十五万了，涨幅之大，令我等百姓寝食难安。于是有不平之士拍案而起，网上呼吁”我们不做房奴“”联合起来，三年之内不买房，让房子烂在那些奸商手里“————发出倡议的是深圳市私企业主：邹涛。倡议书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据邹涛介绍，从８号贴出介议到节目录制前一天，也就是十一日，共有一万六千多名响应者。我此前没看到这份倡议书，即使看到了也不会签名，因为我恐怕五年之内也不会有买房的实力，用不着签名。但这并不表明房价之变化和我就没关系，所以我从心里赞成邹涛先生的举动。他在节目当中的辩论对手，京城《安家》杂志的主编刘文彬先生，以及其他持反对意见的观众均提出质疑：”不买房运动“是否理性？邹涛你发出了这样的倡议，你否可以对这一万多名的追随者负责？三年不买房，有多少行业会因此而倒闭？一位据说是二手房经纪人的说：三年不买房，那我吃什么？我很不感冒这一句，这里先不作答，下文自有安排。另有随后登场的网络名人、”砖家“杀手水木周平先生说：因为阳萎的人才吃伟哥，无能的人才如此这般，所以这种活动是胡闹。再有京城某著名地产负责人潘石忆也说了：此方式是不可取的（大意如此）。
从以上几个节目主要嘉宾的态度来看，”不买房运动“发起人邹涛是处于弱势的，对于弱势，大多数人会寄之同情。但我不会，因为邹涛参加此次节目本身就准备不充分，他回击的理由只是一种口号势的呐喊，太过单薄，有些话甚至说得很不得体，比如质问潘石忆：你是通过什么手段拿到地的？你没有给相关部门送过礼吗？。这些话很容易引起观者反感，更重要的是会引起更多并不明就里的观者质疑这次运动的必要性。邹涛个人形象受损事小，但百姓呼声被打折扣事大。
房价上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房之基础为地，地就是资源，而且是日见紧缺的不可再生性资源，是资源价格就必定会上涨。但问题在于不是这样的涨法，节目数据显示，房价上涨幅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连潘石忆这样房地产商也急呼：这样涨会出问题。那么所有人都在说房价这样涨不好，但为什么降不下来？这个问题节目里最终没有形成答案，恐怕也不是我能回答的。那么，房价为什么上涨？潘石亿说，这与政府压缩土地供应有关系；邹涛说这就是你们这些地产商惯用的手段，鼓吹土地紧缺诱导消费者，从而抬升房价，我相信政府会增加土地供应的。
潘石忆说是这个理由，我表示理解，因为商人以利为终极目标，他当然想得到更多的地赚更多的钱。但我又极度怀疑此人的专业性：我国现在是以不到世界上７％的耕地来养活全球２２％的人口，所以我国一贯的基本国策是”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尤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长“，虽然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执行尺度，但业界内外的历史认识是统一的，所以这根本不是导致房价飞升的原因。而潘石忆之流嚷着要政府增加土地供应量，他不是要怀柔、昌平山区的穷山沟，而是要京郊广袤的平原，也就是政府和人民非常重视的农业生产用地，将农业生产用地改为平抑房价的建设用地，无异于杀鸡取卵；同样的理由我也同情邹涛，他果然是个外行，居然去鼓动所在的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要其增加土地供应，他的想法显然不会被批准。
那么，既然我们可以推断出政府压缩土地供应量并不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那房价如此上涨到底原因何在？其实邹涛还是有句话说得好：因为房地产市场极不规范和极不合理造成的。最后上场的嘉宾于凌什么的，（对不起忘了他名字）为这句话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明：据调查，中国金融市场５０％的贷款是流向了房地产业（请注意：中国现在居民存款好象是１６万亿，也就是说８万亿元的资金被房地产商贷出去建房了，然后再以现金或者银行按揭的方式卖给这８亿元的所有者————中国居民）。潘石忆说，他的企业去年的利润率是１７％，邹涛说，国外通行的利润率是５％，潘石忆说这要看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风险，利润率应该是和风险对等的。言下之意是在中国从事房地产的风险巨大，因而他们应该获取巨大的利润。我想他所说的风险有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商人用来盖房的钱其实就是那８万亿元里的一部分————自己的家底不厚，非得玩大的，只好贷款，贷款还不上怎么办？坐牢可不行，我还得远走他乡，或者死皮赖脸的活着，被人骂尽祖宗————这就是风险了，所以就应该有高收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说：什么狗屁逻辑！
我不能证明贷款这个理由是不是潘石忆之流承担高风险获得高利润的真实性，所以我不能那么没文明。但８万个亿的现金流（这是那个于凌什么的说的）却可以证明中国房地产业的确是极不规范。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人空手套白狼，凭着胆量和市场不规范而一夜暴富。二十年之后的中国房地产业似有当年诸暴富之人的遗风，只是现在的形象更好了，其中还出了不少的慈善家什么的。
以上这些论断，我的论据大多来自现场诸位嘉宾，因此我并不能实心的将现在房价为何上涨的原因是因为业界市场的极不规范和极不合理这一说定为铁案。于是我提出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来证明。这里也就顺便的回答了前文里头那位据说是二手房业界人士的担忧：兄弟，你别忽悠了，谁不知道你收入会降了，但不至于饿死啊。
按理说：房租价格应该是与新房价格保持一个正比状态的，共进或者共退。但现在北京的情况是来：新房价格不断攀升，但房租价却在下滑。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我在节目录制时，老想提出这个问题，可主持人不知道我要提出这个问题，他要知道，我估计我得在所有华人面前又露一次了，让同胞们听听我这塑料普通话。哈哈，我们反思什么？为什么新房价和房租价出现反比呢？（此现象是一个朋友提供，他在京城某著名二手经纪公司任职）我开始也没想明白，还是一个做模型（就是新房销售时提供给买房者观看的微缩模型）的同学点拔我说：这就说明房屋的空值率高了，为什么会高呢？这就说明买房者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一种投资抢购，待价而沽。说到这，我明白了：他们买着了房，一时找不到下家，所以只好大量出租，使出租房的市场变为供大于求的状态，由此房租必然下降。同时，这种圈房的投资哄抬了新房价格，使广大老百姓望而止步。但这个现象在两年前我相信，可国家不是为了抑止这种行为，而专门出台了一个政策，明确规定：新房两年之内发生二次交易，将抽取巨额税金吗？而且政策一出台，上海等地房价应声而落，这也是事实啊。同学到底是与房地产业交往甚多，他苦笑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许我卖房，还不许我退房啊？原来这些炒房人与房地产开发商签有退房协议，一旦找到下家，他们便会按照协议先将房退还开发商，再由开发商将房卖给下家。说到这，我又明白了：为什么老是风闻某地炒房团又以多少多少天价盘下某楼，可媒体上近来却鲜见报道，这些事本身是摆不上台面的啊。开发商现在被众多人冠以奸商之名，背得一个大黑锅，我看也是活该：首先，他用来开发的钱是银行的钱，房子一旦建成，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卖掉，商业要赚钱，关键就是资金流动的是不是快，何况开发商背后还有那么多的银行在掐着日子等他还钱，将房子成批卖给炒房的，他何乐而不为？即使是因为批发和采购数额巨大而不得不打折销售，他也乐意。说到这，胡一虎在介绍潘石忆之时，说：有个人会戴着钢盔来到现场，因为他是人们眼中的罪魁祸首。我想，大家在看到我以上的文字之后，应该不会再将子弹射向潘石忆之流了。人家冤啊！可仔细一想，如果不是潘石忆之流为虎作怅，要签个狗屁退房协议，炒房之人恐怕也不容易得逞。所以还是得射！
话说到这，我也只好这样了。因为我掌握的能为我提供分析的材料仅有那些，况且就像那《安家》主编所说：现在支持邹涛的，大多数既不买房（主持人现场调查，只有两个准备买房），又不是业内人士。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所以也说不出什么了。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买不起房，我总得住房啊。怎么办？像那个于凌什么的提出自己合作建房，不鸟那些奸商和炒房人，或许是个好办法，但我也没钱合作。所以我只能选择租房了。中国人大多数人都是传统的，但凡都要讲个安家乐业，先安家后乐业。所以当那个说“胡闹”话的水木周平先生说我们其实就是太过神经质时，没必要老是想着买房，其实可以租房时，马上有旁边的一个观众反击，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驳倒中国的传统基础。我其实也是这么个人，但我认为传统的未必就是好的，该改变就得改变。记得小时候，老奇怪外国文学、影视作品里的那些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家，老是租住在房东家里，备受冷眼，由此而感受社会主义国家原是如此优越，因为我虽然买个泡泡糖都要犹豫半天，但我毕竟有我的家。但现在不同了。算一笔帐：六十五万元买个房子，首付不会少于八万，月供一千五左右，如此这般住若干年（我都懒得算是具体多少年），这六七十平米的房子才真正属于自己。我想这是何苦呢？租个房子多好啊，一个月也就是一千五左右，想来就来，不来就走，反正现在炒房炒得新房价上涨，出租房多的是。哈哈
我想也是一点苦笑，说到底，我是个重传统的人，住着租的房，总觉得缺点什么。因为我想有个家。 5/12/2006 有感而发 ……………………………………………………………………………………………………………
附：一个原县台同事写的文章
女人如歌，女人如水 走在尘世间，有多少美妙、鲜活生命在行走，又有美丽的艳影在湖泊中央仁立，如水的女人给了这世界多少奇妙的波阑，无论是小街小巷还是都市繁华中，女人的影子就如一只只风筝把你心灵带向那白云飘浮的蓝天，女人的心灵永远感性十足，女人的灵魂永远是充沛着母性善良，女人的爱情，永远是生活全部投入，女人的裙衣永远是舞动着夏日激情，女人的喜怒哀乐总牵动如泥男人的心。女人尘封的往事总是夜间的暗香，如水的女人，如歌的女人 女人如歌，欣赏一个女人，你就如同听一首泌人心啤的音乐，好的音乐你静静听，而不一定学会唱，好的女人也如音乐，赏心悦目并不定去拥有，让女人成为你面前飘浮的音乐，她的率性，姣美的容颜，她的温柔，周身散发的怡人气息，浅笑的酒窝，黑而显光泽的柔发，夜莺般清脆而婉转的嗓音，让你沉浸在如歌如水的柔情中，听音乐要用心去听，才能领略其中旋动的忧伤与激情，女人，你用心去感受，散发在你面前是一缕芳香。 女人如歌，古人的诗词歌赋或书画中构女人依水抚琴而唱这样，千百年来美丽女倩影，留下多少如歌的传说佳话，历史书卷里，有多少佳人的故事在发黄中成为经典。英雄得意或落寞时，又有多少女人的柔情在抚慰灵魂。 如水的女人，如歌的女人！ 5/11/2006 父亲也是山 5月8日凌晨,北京台播出了一个访谈节目，嘉宾是著名影人顾长卫。顾导北电毕业后被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从毕业到第一部作品《海滩》（腾文骥导演，顾长卫摄影），顾长卫等待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顾导甚至自己做起了沙发寄以打发这漫长的等待。“是那种捷克式的，酒瓶一样的腿，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会记得”。
也不知道顾导所说的“上了年纪的人“具体是指的哪个年龄段的人，但那种捷克式的，有酒瓶一样的腿的沙发，我却记得。因为那印象里，父亲自己打的沙发，就和书桌上经常可以听到小虎队的卡式收放机一样，都是小伙伴们相互夸奖自己父亲更能干的实证。我们的父亲们，是农民，又同时兼具着“电工”、“水工”、“农机员”、”修车匠“、”修鞋匠“、“篾匠”、“玩具工人”等等多重身分，都是典型的一专多能。那时，刚学会”锻炼“自行车的我，也装模作样的拿起钳子、锤子、改锥等家什，却连个车轱辘都没卸下来————直到现在也没成功过。
现在想来，家乡那时候真的就象小虎队的歌一样，到处都是热闹。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似乎都有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天鹏等三人一样的活力。当我每天清晨六点被大门上悬挂着的有线广播喊醒时，才大我十岁的小姑已经牵着那头大水牛出门去了，在镇上一家鞋厂上班的大姑也在准备着，奶奶也正忙着全家人的早餐。而就在屋外也传来阵阵欢呼声，我知道，又有伙伴比我早起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篓子、簸箕甚至是海碗什么的，这会都得小鱼满为患了。——瞒着大人玩水，钓鳝鱼、捕小鱼、捉螃蟹，儿时的记忆就象是对水的记忆。
“谭宇！你爸爸他们回来了”。才在水塘边玩了不到半天的我被小伙伴的声音给吓住了，可不：早上不知什么时候出门的父母正从远处向村庄走来，奇怪的是他们俩老是并排走着，父亲手上似乎还推着什么。有从远处跑来的伙伴气喘吁吁的说：谭宇，你爸买了一辆自行车，崭新的、红色、特好看……
那辆“大二八”，这时静静地立在堂屋里，车把中间轴上的“五只羊”我曾经无数次想抠下来，现在我也不想了，那么多人在院子里围着看那辆小村庄里头有史以来的第一辆女式自行车，我当然也要一睹为快。尽管这辆属于母亲的车在几个月后便被我锻炼的毫无女士之灵美。但在那天的阳光下，车把、车铃和钢圈上倒映出了很多嘻嘻哈哈前来看新鲜的脸。只是车铃前凑近了，人们的脑袋就变得奇大无比。仔细瞧瞧，稍远的、放在院子角落里的那耕田机也在这镜面似的车铃上有了倒影。隔壁家五叔还使劲摁了一下车铃，把那群小媳妇唬得不行。我也觉得这清脆的铃声远没有父亲的笛声有趣。
“玉炎这伙子就是有出息”——蹲在大门边门礅上吧嗒着水烟的老三公，和几个老人在我奶奶前这样说。
几年后，县城某小区里矗立起一幢三层小洋楼，小村庄里的乡亲们特地包了两辆客车进城志贺，在老人们的那一桌上，最靠北的那两席空着，：一个是我出生前五年便去世的爷爷的；另一个是我出生后十八年去世的老三公的。
在那几十桌间，还有两桌的人值得一提。一桌是当年和我父亲一道走街串巷的乐手们。那个年代里，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父辈们响应组织号召，建立了一个期以提高乡亲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宣传队，父亲以团委书记的身份兼任那帮年轻人的领队，还是其中的短笛、二胡、小号演奏者和男主唱。后来，这个乐队里有人随亲朋南下鹏城闯海，若干年后腰缠万贯；也有人如我父亲被提干，迈入国家公务员行列；但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现在，红白喜宴仍常见他们的身影，只是他们演奏水平日臻完美，他们的步履也愈益蹒跚，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
另一桌便是我那一桌，当年一起上山摘果、下山摸鱼的小伙伴们已经凑不起一桌了。好几个人初中毕业便加入了汹涌的南下大军，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起早贪黑的穿梭在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有人戏称他们是“达尔文进化论”里最先被进化的一族人，从依靠两条腿走路到依靠四个轮子生活——有人惊呼深圳等地的出租车市场已经被这一族人垄断了——那几个儿时伙伴也是其中的一员，至今，如果你在深圳等地街头拦下一辆出租车，如果司机他说他认识我的父亲，或者他说他知道我，请你千万别奇怪。
宴席散尽后的几年后，我出了校门，走上了体制内生存的道路，这是不同于那几个伙伴的路，这让父亲如愿以偿。而又几年之后的一天，我又出发了。那一天，中秋节过后的第一天，高考失利的妹妹要南下体验生活，而我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再次踏入校门——儿女二人在同一天离开。那一天，朦胧着小雨， 我往北，妹往南，而站在中间的是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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